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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语文教科书的文化交锋

教科书是知识传播的载体,是文化得以传承的基本媒介。
 
从先秦到两汉,教科书从无到有。从两汉到宋代,随着公学私塾的发展,教与学内容以先秦百家学说为主,教科书即为各类经典。从宋代至明清,中国教育核心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宋儒理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程朱理学,科举是普通人摆脱身份加入上流社会的唯一出路。此时的教科书还仅限于儒家经典。
 
清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敲碎了封建帝制的壁垒,随之而至的是西式现代文明和教育理念,清末教育不得不由单一儒家礼学向近代的教育多元化方向改革。辛亥革命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走入资产阶级改良期,承载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使命、体现教育改革走向的教科书编写,成为不同教育思想碰撞、交融的阵地,中国语文教育和教科书构建步入迷茫与选择期。伴随五四运动和以推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中文向实用主义方向发展趋势的形成,小学、中学的语文教育向科学化、系统化转变。自此,语文教科书走上了实用主义之路。
 
首先,“文白之争”不仅是语文教科书内容层面的革新,更是背后深层次文化选择的结果。中国古代到近代社会的漫长演进中,文言一直承担着记录、积累、传播中国文化思想遗产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华民族能够超越方言限制、打破地域界限、相对有效的共同语。
 
与封建社会的文言文教学相伴随的是少数人享有受教育权的精英教育模式。晚清以来,开发民智的呼声日盛,教育成为国人救亡图存的重要途经,普及教育成为主流,以口语为基础、不断完善的白话语体优势日显。以何种语体教学,成为自清末以来伴随兴学堂、语文独立、废科举等一系列改革中的争论焦点。
 
新文化运动以来,追求科学和民主的浪潮高涨,在“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呼唤中,白话文在以胡适、蔡元培、鲁迅、陈独秀等教育大家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努力下,终于取得合法地位。从文言到白话,百年语文教科书在形式上发生了基于追求现代性和科学化的多元变革。但过分追求科学化、学习西方编写模式的欲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本国传统文化选择的屈从和牺牲,且存在“矫枉过正”之嫌。如,拥护白话文的鲁迅将自己的日记命名为《鲁迅日记》,而白话文先锋胡适则将自己的日记命名为《胡适的日记》,即便是颇受推崇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国文百八课》,也存在“以科学抹杀文学”的嫌疑。
 
其次,“文道之争”是文学教育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的交锋。“文道关系”是中国文学及教育的古老命题。朱自清曾对此认为:“六经都成了‘载道’之文,——这里所谓‘文’包括诗——于是乎‘文以载道’说不但代替了诗教,而且代替了六艺之教。”“文以载道”,是五四运动以前我国文学的基本传统和文学教育的价值趋向。新文化运动兴起,这种基本传统受到了深刻的质疑和尖锐的批判。陈独秀曾在《文学革命论》中认为:“文学并非为载道而设,文以载道与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是同一鼻孔出气。”刘半农也反对“文以载道”,认为“道是道,文是文”。
 
百年语文教育的历史一定程度上是伴随着“文”与“道”之间的博弈而发展的。抛开文学性及思想性本身,“文”与“道”的争论背后是不同价值趋向的选择。强调“文以载道”,关注的是文学教育的审美性价值。强调“文道分离”,关注的则是文学教育的实用性价值。因而,“文道之争”的实质是文学教育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的交锋和在交锋中前行的见证。一定程度上,文学就这样被淹没在了“耀眼夺目”的科学荣光里,从而使得传统文化的断裂成为可能。
 
从哲学上说,“道”的内涵和体系是极其丰富的,甚至是宇宙之本体,涵盖一切。从文学上说,“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和作用就在于社会与时代的使命和责任。儒家之“道”的精髓在于入世,从而使得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呈现为以“文以载道”为表征的“社会本位”下的文学,而不属于“个人本位”下的文学。因而,科学主义或可作为一种方法论来指导语文教育,却不应成为一种世界观来规划语文教育。